1986年《地方组织法》修改就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法制（政法）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

[34]（P677）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共和理念不仅体现在美国制宪之初国体的选择上，而且渗透在政府体制设计的每一方面。

其二，宪法给予法律价值以积极理解，而非考虑法律给人们带来的可能危险。其一，宪法相信一个有良知的立法者会依据其政治义务忠诚行事，而非背离其政治责任。支配法国宪法的中心思想与其说是洛克和孟德斯鸠，不如说是共和主义的代表卢梭。但是依然需要承认权力对自由的存在是基本的。[18]宪法不仅仅是裁决性的，也是道德命令。

不仅仅是对立法机关的禁止，还是对法律的保障。其次，立法是作为抵制私人罪恶的手段，通过规定犯罪刑罚防患于未然。[6]关于作为宪法整体目标及其民主价值的论述，可参见[美]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何帆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第93条规定了物质帮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多种框架可以作为识别五四宪法自由观的坐标。妇女选举权保障是评判政权普及与否的标准之一。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珠联璧合，共同展开为广大平民所共有的基本权利叙事，迥然有别于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宪法哲学。

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其超越性表现为她是在未经过近代自由主义宪法洗礼之下试图克服其暗影的一种尝试，充满着平衡主权与人权、民主与自由、平等与自由、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努力。

正如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一文最后贡献出来的结论一样，他并非想要放弃其所描述的两种自由中的任何一种，而是探索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制度，共同完成人类的使命。在我们这里，恰恰相反，我国绝不容许任何人为了个人或者少数人的利益和自由而妨害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自由……。萨缪尔·亨廷顿认为：民主在于：通过大多数居民有机会参与的竞选，选出政权的主要领袖。卢梭认为：只有当个人的意志能被放入共同利益的秤盘时，个人才是国家成员。

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册)，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6页。五四宪法序言规定，人民民主的政权保证通过和平道路建成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25]参见前引[24]，第329页。马克思一直将妇女解放和妇女权利的获得视为衡量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准绳，日本宪法学家杉原泰雄承认妇女参政权在现代宪法中的地位，将妇女参政权作为估价现代市民宪法的一个指标。

[36]参见前引[31]，第127页。公职人员效忠人民民主制度，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忠实履行职责，两者壁立，共同服务于人民民主制度，践行民主主义国家观。

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了这一假说的经济实证基础，基本权利不再以怀疑眼光抵制和对抗国家权力，反而作为政权本身须待加强。五、结语：现代与超越 五四宪法的自由理念是民主主义式的，而非自由主义式的。

[28]五四宪法将平等权作为基本权利的首要条款具有深刻寓意。[18]其中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划分较为突出，影响最为深远。在前者，市民社会总得说来一直是私人领域，因而与公共权力机关或政府是相对立的。社会与个人相对应，是团体本位的形式之一，崇尚平等、团结，奉行集体主义，是对个人本位与个人主义的克服。这些规定说明五四宪法对财产权保障十分重视，且符合国际普遍标准，其对私人财产征收须为了公共利益的规定符合现代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限制特征，既是对自由主义观念之下私人财产绝对和神圣性的克服，也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公共领域之中国家与社会兼具分离与融合的宪法规范表现。其次，第1款规定不分民族、种族、性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其中性别已经申明排除男女区别对待，妇女非精神病人，理应享有选举权，无需另行规定。

五四宪法采纳将自由权与社会权统一列举的方式，具有先进性。[56]我们的国家能够鼓舞广大的人民群众积极地参加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生活，并且使人民群众从集体主义出发，在公共生活中自觉遵守他们对社会、对国家应尽的各项义务，这是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符合人民利益的证明。

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但是，有精神病的人和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的人除外。

它要求社会的平等，以对抗单纯是法律面前的平等。1.对近代自由主义的克服 近代自由是一种消极自由，与注重参与的政治自由在逻辑上判然有别。

五四宪法规定公民权利而非人权还是法律实证主义的体现。[35]换言之，权利义务相一致既是国家成员资格的体现，也意味着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个人自由与集体价值相统一。五四宪法总纲第1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社会正义属于分配正义，指社会全体公平分享财富，属于实质平等。

[31]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122页。民主主义理念与法律实证主义传统相结合，勾勒出五四宪法基本权利规范三方面特征：其一，基本权利作为原则和规范，没有规定法院实施基本权利的违宪审查机制。

……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30]身份和地位平等是民主主义的前提，法律上的平等包含着这一要求。

[9]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既被认为是区别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标志，也被用以识别和判断在何种程度上防御政府不得打扰个人领域安宁的衡量标准。3.加强团结 五四宪法第90条规定了劳动权，第91条规定了劳动者的休息权。

有学者认为，权利义务一致是根本利益统一的表现，也是价值并重的反映。五四宪法承袭了这一传统，其所确立的人民民主主义既非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亦非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与国民党所谓民主宪政有着根本之不同。五四宪法致力于调和集体价值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反映了人民民主国家的本质，体现了过渡时期的社会特征。建立在对人类理性乐观基础之上的民主主义成为长期支撑欧洲社会议会至上和法律优越的思想基石。

[57]这清楚地道明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二者互为因果。这一方面与建立在公法与私法分离基础上的近代自由主义宪法颇不相同，[53]另一方面又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福利宪法有着根本差异。

其次，对形式平等虚伪性的矫正。法律实证主义 对抗或者合作？独善还是兼善？这是判定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基本纬度，也是识别五四宪法基本权利个性的哲学标准。

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这即是说，两种自由并非对立的关系，政治自由是对作为现代人自由的个人自由的保障。